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便马不停蹄去到北京，投身新文化运动。

可那年中秋前，他却突然决定暂停手里的工作，启程回乡。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人。

许是近乡情怯，离家越近，李大钊的心中也就愈发忐忑。

等走到家门前，他先低头整理好衣着，用手梳了梳因赶路被风吹乱的头发。

只见其一身虽有些旧但仍整洁的长袍，短发梳好贴在头上，俨然一副颇有学识的先生。

做好这一切后，他紧张又兴奋地推开一扇破损的木门。

这时，从屋内走出来一个小脚妇人。

她梳着低髻，穿着肥大的衣袍，岁月无情地在其脸上留下几道痕迹。

而女子正是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

一看到熟悉的面孔，她怔了一下，泪水便止不住地流出来。

等回过神，赵纫兰一路小跑，扑在李大钊的怀里，想说话却哽咽得说不出来。

仿佛那一刻，这些年所有辛酸和思念如挡洪水一般涌出来。

李大钊也忍不住伸手回抱着妻子，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姐，憨坨回来啦。”

但这一幕在外人眼里多有些不协调。

一个是留洋归来的高知分子，一个是裹着小脚的乡下女人。

不过，就是这样身份并不匹配的两人，在炮火纷飞的战乱年代里，不离不弃地走过了无数个春秋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李家和赵家同是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人。

在这个人人贫穷都吃不上饭的年代，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和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一起结伴经商。

两人志趣相投，也不那么在意年纪，就这样称兄道弟。

至此，两家的来往越发密切，赵纫兰更是时常跟着父亲去李如珍家里。

而赵文隆虽然经商，但极爱读书，颇有一番君子之道。

女儿的名字就是赵文隆从《离骚》“纫秋兰以为佩”中取的。

对赵纫兰的教育，赵文隆也是按照传统的女德来教导。

所以她自小就养成知书达礼的性格，在长辈面前听话懂事，待人接物也挑不出错。

自然，赵纫兰的蕙质兰心很快就获得李家上下所有人的喜欢。

有一次，李如珍看着温婉可人的赵纫兰，突然起了兴致，拉着赵文隆说道：

“要是我家有了一个男娃儿，就让纫兰嫁到我家行不行？”

两家本就交好，赵文隆对这件事当然赞同，就应了下来。

1889年，李大钊出生了。

然而很不幸，在李大钊出生前，他的父亲就意外去世了。

在他一岁左右时，母亲也撒手人寰。

等到李大钊10岁时，他早已与祖父母相伴多年。

彼时，已经年老的李如珍看着瘫痪在床的老妻、懵懂稚嫩的孙子，他深感无力。

也正是在这时，他意识到，李家急需一个能照顾李大钊的人。

李如珍想起多年前和挚友谈起的婚约，加之现在赵纫兰已经快16岁了。

于是，他抱着一丝希望去到赵家。

赵文隆得知好友的窘境，听到他的请求，再看看自己已经快要长大的女儿，觉着与其将她嫁给不了解底细的人家里，还不如嫁进李家。

就这样，他点头同意了李如珍的请求。

两家人准备了几天，赵纫兰被人簇拥着，进了李家的门。

然而，等到其在李家安顿下来，她看着这一家老小。

老的已经干不动什么重活了，小的也没什么力气，其立马意识到一家的重担就都落到她的肩上了。

但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无法违抗，也只好咬碎了牙咽在肚子里，尽心尽力地担起家里的重担。

从一大早上开始，她就要起来收拾家务，做早饭，送李大钊去学堂，然后给卧床的祖母收拾东西。

此外，她还要协助祖父照看家中的产业。

而非但是家中顶梁柱，赵纫兰也是丈夫的精神导师。

李大钊自小就聪明，四五岁就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六岁时候就能读告示，被村里的人称为“神童”。

1902年，他满怀信心地参加乡里童试。

李大钊

但现实却给李大钊泼了一盆冷水。

尽管其准备了很久，却还是落榜，这让他非常失落，回到家中也没吃晚饭，不与任何人交流。

赵纫兰知道这件事后，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走进房间，一把搂过李大钊，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或许这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赵纫兰的鼓励下，李大钊重拾信心。

终于在1905年，他成功通过考试进入永平府中学堂。

但就在其上了一年学后，天不遂人愿，祖父李如珍意外去世。

更糟糕的是，同族亲戚看着势单力薄的他们，将家中产业哄抢去了，只留下十几亩薄田。

家里日子越发困难，夫妻两人经常吃不上饭，只能靠邻里接济。

见状，李大钊也无法再心安理得地读书。

而后为减少家中负担，他还向妻子提出退学打工。

赵纫兰虽然学问不深，但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再加上李大钊有天赋，她不想埋没其才能。

于是，其拒绝了李大钊的提议，按着他肩头说道：

“你要继续读书，不要担心家里，有我看着呢！”

看着赵纫兰坚定的眼神，李大钊点点头，继续上学。

不过至此，他也暗中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让家里过上好日子。

在赵纫兰的支撑下，李大钊完成了学业。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而后经过其刻苦学习，1907年秋天，他成功考进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听闻这个消息，赵纫兰很是开心。

多年的辛苦终于迎来了甜蜜的果实。

然而欣喜之余，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那就是钱。

李大钊上学学费本就不菲，再加上要到天津，路费以及生活费，一笔巨大的数字压在赵纫兰肩头。

只是在此重担下，她也没有气馁。

几番思索，赵纫兰决定将家中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

实在凑不齐费用，她又陪着笑脸向周围亲戚借钱，还向娘家借了一笔，这才凑够所有费用。

非但这样，李大钊在天津上学的几年里，都是赵纫兰种田下地、做女工赚钱，再一笔一笔地寄到天津。

后来他在牢中所写的《狱中自述》说道：

“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可以说，瘦弱的赵纫兰用她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支撑着李大钊走向更高的地方。

妻子的付出，李大钊也都看在眼里，他无比感激这个身形单薄的女子，逐渐将心中那份亲情转换为爱情，而后再到亲情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事实上，李大钊比赵纫兰小了将近六岁。

起初在家里见到这个陌生女子时，他只是常常跟在其身后叫姐姐。

不过这样叫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毫不夸张地说，赵纫兰是既当娘，又当姐地拉扯着李大钊长大。

期间，她还给其起了一个亲切的小名——憨坨。

和李大钊一样，赵纫兰嫁给他时，并没有考虑到男女之事。

毕竟当时两人年纪还小，李大钊又将她当做姐姐来看。

直到1907年，李大钊考进北洋法政大学时，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

但令人悲痛的是，没过多久，这个孩子就夭折了。

赵纫兰对此很是悲痛，常在夜晚一个人偷偷以泪洗面。

然而，坚强的她并没有沉浸在这份伤痛中，休息几天后，其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四处借钱，给丈夫凑学费。

反观李大钊，带着妻子辛苦凑来的学费，一路辗转去到天津。

刚到那里，其就被此处的繁华晃了眼。

路边开着各式各样的商铺，街上三五成群的人，穿着整洁漂亮的衣服，高谈阔论

这一切都跟李大钊出生的地方全然不同。

但他并没有因此忘记此行目的。

每日天刚亮，其就起床，借着一点光开始看书。

不仅如此，每次上课他都比同学去得早，为的是向先生询问不解的问题。

就这样，走出小乡村的李大钊学到了更深的知识。

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许多社会和政治上的信息，这让其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和思想。

李大钊看到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老百姓的号寒啼饥，以及各种革命势力的涌进

此时，这个青年的心里已经冒出点点星火，他寻找到了生命中另一个闪亮的方向。

那便是，走向救国救命的伟大道路。

只不过，从未接触过这些事情的赵纫兰并不了解李大钊想法。

远在老家的她只想支撑小家，成为丈夫最坚实的后盾。

1909年11月，两人的大儿子出生了，李大钊为其取名为“葆华”。

而这期间，她最开心的事情除了带孩子，就是等丈夫寄来的信件。

只是她认的字不多，看起信来有些磕磕绊绊。

无奈，其就拿着信找到村里有学问的人，请他帮忙读。

听着先生的话，赵纫兰一天的劳累都抛之脑后。

两年后，她又生下女儿李星华。

李星华

等到两人第二个儿子出生时，也就是1913年，李大钊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要去日本留学。

虽然并不能真正明白丈夫的话，不理解他所说的各种“主义”，但赵纫兰还是支持他的决定。

她只知道，这是她作为李大钊妻子唯一能做的事了。

事实上，李大钊出国后的第一年，赵纫兰过得并不好。

越来越深厚的思念让她吃不好睡不好，无时无刻担心着远在异国他乡的丈夫。

想他有没有衣服穿，有没有饭吃，想着想着，赵纫兰不禁落了泪

更悲上加悲的是，不满一岁的小儿子在这年生了病，没过多久就被病魔夺走生命。

可想而知，赵纫兰更加心如刀割，什么也吃不下。

不过转念一想，身边儿女还需照顾，在外丈夫还未归家，她万分艰难地收拾好悲痛的心情，重新振作起来。

李大钊一出国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其不浪费一时一刻，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新思想、新知识。

1916年，他终于从日本回来。

但一回到国内，就正好遇到了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和同仁们

李大钊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到国外学习，就是想要将这些东西在国内发生作用，拯救百姓。

于是，他忍痛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北京，和胡适等人一起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

直到中秋他才回家，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但繁重的工作留给李大钊休息的时间并不多，他只在家中待了短短几天，就从匆匆回北京了。

而后，他立即参与到各种活动之中，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为《甲寅》期刊撰稿。

就这样，热火朝天地过了半年时间，其忽然听到家里传来消息，说妻子赵纫兰患病在床。

李大钊闻询后心急如焚，立马放下手头上的工作赶回家中。

原来赵纫兰这些年一直操劳过度，丈夫不在家时她硬撑着身体，到现在负荷过重，撑不下去了。

病来如山倒，等李大钊匆匆赶回家中时，赵纫兰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几个孩子正磕磕绊绊地生火煎药。

一时间，他的眼睛有些酸涩。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想到妻子为这个家、为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现如今躺在病床上，他很难不自责流泪。

回到家中的李大钊，不仅帮妻子照顾孩子，还给她端茶送药，精心地照看她。

在这样体贴入微的照顾下，赵纫兰很快就痊愈了。

更重要的是，她非常享受夫妻相聚的这段时光。

两人无话不谈，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心意和思念，和对方分享这几年的生活，这是她一辈子都值得珍藏的记忆。

这一次，李大钊在家里待了四十多天。

等到最后其实在没有时间了，才不得不回到北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李大钊备受鼓舞。

他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非但这样，其还满怀信心地说道：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9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在北京有了正当工作后，他立即将家中的妻子儿女接到身边。

夫妻终于结束了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

一开始，初来北京的赵纫兰并不适应，许多生活习惯都和河北家乡不同，这里到处都用电，睡觉也不在炕上。

除了这些，在接触到丈夫同事的妻子后，赵纫兰就更觉得无措。

尤其是那些教授的妻子都穿得光鲜亮丽，谈吐皆是不凡。

而赵纫兰根本没上过学，她唯一了解的知识都是小时候父亲教的。

她只擅长怎样做饭才好吃，给孩子穿什么喝什么。

那些“之乎者也”，其一窍不通。

不过，李大钊一点不嫌弃自己的妻子，更不在意他人的看法。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爱护着赵纫兰。

虽然对自己不怎么上心，但李大钊知道妻子喜欢什么。

每次下班回家时，他都会带一点新鲜吃食回去，甚至在家中给赵纫兰烧了炕，这样会让她觉得更有家的感觉。

不用经常下地干活后，赵纫兰就待在家里，尽心尽力收拾家务，照看孩子。

也就是在丈夫身边后，她才真实了解到革命工作有多么繁忙和不易。

那时，李大钊经常写东西写到半夜，甚至通宵达旦。

帮不上忙的赵纫兰，只能熬一碗补汤悄悄放在他桌上。

对于妻子的举动，李大钊既是感激，又非常愧疚。

他也很想帮助妻子做些事情，但奈何此时工作已经到了关键时期。

去除照片上方土，世阴相隔泪满床

1920年，李大钊和革命同志一起商议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同年秋，他联合南方的陈独秀等革命同志，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革命活动越来越频繁，李大钊也更忙碌。

而赵纫兰待在丈夫身边多年，也有了一些革命意识。

在小家和大家面前，她的选择和丈夫一样。

在有人来访时，赵纫兰帮着李大钊接待来客。

她举止得体，待人接物既显得热情又很有分寸，来往的客人都夸在她是一个贤内助。

而每当丈夫和宾客在房间里商议革命之事时，赵纫兰则会坐在门前放哨，以确保周围安全。

此外，李大钊自从参与党内各种事务后，他带回家的钱越来越少。

因为每次发薪水时，他都把一部分拿去补贴党内活动的经费，另外一些用作资助贫困学生。

赵纫兰得知内情后没有埋怨李大钊，而是默默选择再次担负起家里重担。

她节衣缩食，甚至将家中的东西拿去典当。

自然，一家人过得很是拮据。

蔡元培

不过好在李大钊家中的情况最终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

他很感动夫妻二人为革命作出的牺牲，也明白赵纫兰为生活奔波的辛酸。

于是，其做主每次发薪酬前，把一部分钱直接交给赵纫兰，让她用来维持生计。

然而，动荡年代的革命总是危机四伏。

李大钊的行为引起了当时掌管北京一带的军阀吴佩孚的注意。

没过多久，他便下令抓住李大钊。

而此时，受到党组织的委托，其正奔走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为逃过吴佩孚盯着的视线，他借着教授的身份作为掩护，长期来往于三地。

但好景不长，他还是被反动军阀察觉到。

幸运的是，李大钊每次都在同志掩护下得以逃走。

而这些人没有抓住他本人，就把视线转移到赵纫兰和孩子的身上。

那段时间，细心的赵纫兰注意到，他们住所周围常常有身份不明的人晃悠。

有一次，长子葆华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

赵纫兰询问原因，才知道他在路上遭到一群歹徒的围殴。

1924年5月，由吴佩孚掌控的北京军阀公然下达了对李大钊的通缉令。

知道这则消息的赵纫兰强忍不安，帮助李大钊装扮成生意人，让丈夫匆忙带大儿子葆华躲进昌黎的五峰山中。

而她则带着剩下的几个孩子躲在外面。

李大钊

果然当天晚上，北京警察局的人搜查了李大钊的家。

后来，一行人更是找到躲起来的赵纫兰，向她询问李大钊下落。

只是面对警察局的逼供，赵纫兰面色不改，不屈地回道：

“我不知道！”

见问不到李大钊的消息，警局只好将他们放了。

聪明的赵纫兰知道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为引开敌人的视线，她刚回家就收拾好东西，带着孩子赶回老家乐亭县。

不出她所料，敌人果然假扮成普通人，尾随着她一起来到乐亭县。

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李大钊的下落，最终悻悻而归。

松了一口气的赵纫兰还是很担心丈夫的安危，整日惶惶不安，担心丈夫被抓住。

最终，她让侄子于树德去给李大钊带信，询问是否可以拜托白坚武（李大钊昔日同窗，现任吴佩孚军阀政府参议）帮忙，取消他的通缉令。

李大钊看到信后，也知道赵纫兰的担忧，但他清楚自己和白坚武的立场，并没有同意赵纫兰的建议。

在回信中，其表示了拒绝，随后叮嘱妻子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往后我再没有时间照顾亲人，你要振作精神，抚育孩子们……”

在这种恐怖气氛之下，李大钊不顾自己安危，继续为党组织工作。

而赵纫兰一边为丈夫的处境忐忑不安，一边待在家里抚养孩子，期待最后一切都好。

然而危险还是在1927年降临了。

4月6日，张作霖进入北京。

张作霖

为尽快掌控权势，稳固地位，他带人捣毁共产党地下接头处，直接拘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八十余人。

而后，张作霖想让李大钊屈服，说出共产党其余的联络地点，便让人将赵纫兰及其两人孩子带到狱中。

离别多日，在阴暗的牢房中，赵纫兰见到了李大钊。

看着丈夫虽疲惫但仍坚毅的脸庞，她忍不住哭起来。

因为只对视一眼，其就明白了丈夫心中所想。

然而，还没等两人说上几句宽慰话，李大钊就被带走了。

彼时，赵纫兰不知道，这次竟是和丈夫的最后一面。

4月28日，在牢里度过艰难的十几天后，赵纫兰和孩子们终于被释放回家。

她以为这次还会安然无恙。

谁知道第二天她就从报纸上得知，丈夫李大钊已于昨日被绞杀。

这个惊天噩耗如晴天霹雳一样，给赵纫兰一个当头棒喝。

无法接受丈夫去世的赵纫兰止不住地哭。

当时《晨报》对李大钊遗孀的惨状这样写道：

“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

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赵纫兰含泪问着身边的女儿星华：

“昨天是几号？记住，那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后来，哭了几回的她强撑着身体，想要将丈夫的尸体带回来，好好下葬。

但她没有门路进到牢房里，就只好拜托李大钊的几位好友。

李大钊的尸体被带出来后，就暂时存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寺内。

蔡元培

此时，蔡元培提醒道：

“守常是被张作霖绞杀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他不会轻易让李大钊入土的。”

赵纫兰闻言悲痛欲绝，却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让丈夫下葬有些困难。

最终，她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仔细教导几个儿女好好上学，将来好替父亲李大钊完成未尽的事业。

1933年4月，赵纫兰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她拜托李大钊生前好友，终于将丈夫尸体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同年5月，赵纫兰因病去世，葬在李大钊身侧。

后记

一个是接受了新教育、新思想的革命烈士，一个是从农村出来的传统小脚女人，这看起来并不相配。

但就是这对不相配的夫妻，在充满鲜血与星火的乱世中，增添了许多温情。

李大钊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而在他身后一直默默支持的赵纫兰，她深明大义，淳朴厚道，是和李大钊一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参考文献

[1]叶细细.李大钊:10岁的新郎[J].文史博览,2009(07):38.

[1]宋霖.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J].党史纵览,1999(03):6-10.

[1]朱万义.杰出女性赵纫兰[J].党史博采,2000(07):26-28.